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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糾

司法實務: 醫療行為於消保法無過失責任的適用

法治時報
12, Nov 2012 00:00
刑不上大夫?(1)
與學生談 醫療過失的除罪化
文-吳景欽
在台灣,醫生一直是被人稱羨的行業,但在此光鮮亮麗的背後,卻埋藏了多少的辛酸,甚至是訴訟的風險。也因此,在這幾年來,醫界已出現所謂「四大皆空」的人才不濟現象,而有越來越多的年輕醫生,轉往醫療糾紛相對較少的醫美行業,凡此現象,已為台灣的醫療體系帶來危機。
為了解決此困境,關於如何減少醫療訴訟,尤其是醫療過失的除罪化問題,在這幾年來,不斷被討論,也成為筆者與學生經常討論的對象。
●醫生- 犯罪率最高的行業?
醫界經常戲稱自己是台灣犯罪率最高的行業,尤其在有醫療糾紛時,此種說法也常成為媒體的標題,但筆者也曾問學生,這句話有多少真實性?學生的回答,多少反應出此句話的問題所在。
根據統計,台灣從2000年到2008年,地方法院針對醫療糾紛的判決資料,竟有高 達312名醫師成為刑事被告,所以若從此統計數字觀察,上述話語似乎不假。只是有學生立即指出,基於無罪推定,成為刑事被告不等於有罪,光從此數字,實無法看出什麼。且若單從國內職業別觀察,針對觸犯業務過失致死或傷害的場合,醫療過失的定罪率約二成,比之其他行業在面對此條文的訴追時,動輒八、九成的定罪率,顯然不能算高。
所以,醫界是犯罪率最高的行業這句話,似乎言過其實,惟如果從檢察官起訴醫師的人數與法院的定罪數,每年動輒上百件,不僅遠高於鄰近的日本,更為歐美等國所難望項背,這個答案似乎又是肯定的。所以,這句話並不能反應真實,卻凸顯醫療過失在我國,以訴訟為解決的紛爭處理模式。
●「以刑逼民」的訴訟常態
觀察台灣醫療過失的刑事訴訟,普遍存有的特性,即是病患或其家屬皆會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且也有超過四成的自訴比率,就一個以檢察官公訴為主,且對自訴採取嚴格限制的我國而言,如此高的比率,正突顯出我國醫療糾紛,普遍存在的「以刑逼民」之訴訟型態。
若對照最終二成的定罪率,也象徵醫療過失的刑事案件,遭濫訴的比率實偏高,珍貴的司法資源將因此被耗費。若再觀察遭定罪的案件,幾乎皆判以緩刑收場來看,我國醫療過失的刑事訴訟,究其實質,並非在懲罰,而是以處理民事賠償為目標,已嚴重紊亂了民、刑法各自獨立的體系。
更糟的是,醫師不僅須受長期訴訟之累,而從最終結果,案件皆被判無罪或緩刑下,病患或其家屬希冀藉由刑事訴訟來達成賠償的目的也落空,而須回到民事救濟,不管是醫師,還是病患,都得面臨再一次的煎熬。
所以,醫療糾紛之所以都會扯上刑事案件,一個主要的原因,正在於民事求償的困難。
因醫療行為雖亦納入消費者保護法的所謂服務行為,惟司法實務基於醫療的高度專業性及讓醫療人員可以無後顧之憂的為病人治療,所以將醫療行為排除於消保法無過失責任的適用。因此,在醫療糾紛的場合,若病人或家屬僅提起民事賠償的訴訟,仍得對醫療過失及行為與死傷間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但在醫療具有高度專業,且所有證據資料皆難為原告所掌握下,欲在法庭證明醫療人員是否有過失且有因果關係,恐有相當的難度,而陷入「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的困境。
因此,若一併向檢察官提起刑事告訴,一方面即可藉由公權力為其調查證據,也可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以來減輕訴訟花費與長期訴訟之累。
但此種原應屬於例外的訴訟模式,在醫療糾紛的場合,竟成為常態,也是醫療界被指為高犯罪率的原因所在,更為刑事司法帶來諸多困擾。因此類案件,有很高的機率根本不符合刑事處罰的要件,檢察官理應速戰速決以為不起訴處分,但若真為如此,卻易遭病人及家屬指為偏袒與不公;反之,若硬為起訴,不僅帶來訴訟之累,更是一種濫權訴追。
無論何種情況,醫療人員都須受此過程之折磨,病人及其家屬也未必能藉由如此的過程達其所願,卻又使檢察官介入私法紛爭,而使繁重的訴追工作附加額外負擔。也因此,此種以刑逼民的訴訟型態,最終的結果,必是一種三輸的局面。
這種以刑逼民的訴訟型態,不僅為醫療糾紛處理的常態,也使醫生經常面臨動輒被告的困境。也因此,有醫界人士不平的指出,醫生為救人而經常被告,為何檢察官濫訴、法官誤判就沒事?這句話似乎道出了醫界的心聲,但筆者卻反問法律系學生,檢察官濫訴、法官誤判果真沒有責任?
●濫訴、誤判果真沒事?
法界與醫界之所以被拿來比較,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乃來自於兩者職業在社會地位上的相似性,同時,在某種程度,兩者亦在決定著他人的生死。也因此,才有醫界人士在面臨不勝其擾的醫療糾紛時,提出此忿忿不平的質疑。而當如此的遲質疑被提出時,學生普遍提出的想法為,法官誤判或檢察官濫行起訴,並非無法可治,而是有刑法第124條的枉法裁判、與刑法第125條的濫權追訴罪可為究責,醫界的如此質疑,並無其道理。
惟筆者立即反問學生,法律確實有相對應刑法法條存在,但在台灣,是否有檢察官或法官因此被起訴、判刑呢?此問題讓學生陷入回答上的困難,也凸顯法條規範是一回事,但現實的運作顯然是另一回事。
以檢察官來說,在本案判決尚未確定前,被告即便認為濫訴,但只要尚未確定無罪,即無從對檢察官提起告訴。而若要等到無罪判決確定,則因現行的司法實況,審判期間不僅漫長,且即便第一審判決無罪,檢方仍會不計一切的上訴,以使案件更加延宕,等到無罪判決確定,即又面臨追訴權時效已過的窘境。且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是,關於濫權訴追的犯行乃屬於檢察體系內的犯罪,即便能排除一切障礙而為提告,但在訴追權限仍在檢察官之手上,實難期待其能自清門戶。
所以,檢察官濫訴與法官誤判等,並非無任何法律責任,只是基於諸多現實面的障礙,而難為究責。同時,由於刑事審判必須經過很長的流程,就算事後發現是誤判,但也因其參與者眾,即容易出現人人無責的困境,致使誤判與天災無異。相對而言,在醫療的場合,由於涉及生命與身體權的維護,而有即時與緊急性,且往往立即出現死亡或傷害,醫療人員自易成為結果歸責的對象,這也是造成與司法人員有不同結果的原因所在。
雖然面對醫界對於司法人員為何無法究責的質問時,習法者確實難以回答,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對於司法人員的無法究責,卻不代表醫療人員也應一同比照,而成為醫療過失除罪化的理由。
●除罪化是否合理?
醫界一直期盼醫療過失的除罪化,以免使醫療人員繼續暴露在動輒觸犯刑法的風險,惟筆者要學生思考的是,今天造成醫師動輒成為被告的現狀,果真是因未除罪化,而非訴訟途徑遭誤用所致?若不先釐清問題的癥結,任何的除罪化動作,顯然都無濟於事。 (待續)

(全文刊載於法治時報103期,101/11/1 出刊)
https://lawpaper.tian.yam.com/posts/5766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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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不上大夫?(二)
12, Dec 2012 00:00
刑不上大夫?
-與學生談醫療過失的除罪化(二)
文/吳景欽
關於醫療過失是否除罪化的議題,由來已久,而在去年台大發生愛滋病的移植疏失後,此問題又再次被檯面化,衛生署也提出相對應的草案,而主張關於醫療行為,僅在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死傷的情形,才須負起刑事責任。但如果依照如此的立法通過,到底是否真能解決現行醫療糾紛的問題,卻是一個問題。
●刑法有無
重大過失的概念
依據我國刑法第14條,過失分為有認識與無認識過失,而針對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或傷,則在刑法第276條第2項及第284條第2項,分別有加重處罰的規定。筆者依此基礎即向學生提出一個問題,即在我國刑法,到底有無重大過失的概念?
有學生在聽到此一提問後,即指出,在我國刑法條文裡,雖無重大過失的明文,但在民法中,卻有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與重大過失的區分,如此的概念應可適用於刑法之中。
惟筆者反問學生,刑法目的乃在制裁、民法則在解決私人紛爭,在兩者立法目不同下,是否可為相互的沿用?這個問題確實難倒了學生,不過就筆者認為,無法回答才是正常。
基於罪刑法定,過失行為自當以刑法有明文者,才得加以處罰。同時,在有過失犯處罰的明文時,如過失致人於死罪,只要查有過失,即應成立此罪。至於過失的輕或重,僅是法官量刑的參考,而非犯罪成立的要件。也因此,在我國刑法中,並無針對輕、重過失,致有成立犯罪與否或法定刑不同的規定下,過失的輕重實是由法官依據具體個案來為量刑的審酌。
所以若將醫療行為的刑事責任限縮至重大過失,則在現有的刑法體系並無此概念,刑事司法實務亦未曾對此為定義下,恐只會造成更大的困擾。更何況,立法者僅能針對一般性與普遍性事務為立法,若將醫療過失排除於外,即是將某個群體或行業排除於刑法之外,實違反個案立法之禁止,而有違平等原則。
●若將重大過失
更加具體化?
當問題討論至此時,有學生提出一個疑問是,貿然將重大過失引入刑法,而成為犯罪成立的要件,或許有問題,原因即在於不明確。但若為了避免對重大過失的解釋分歧,或可將重大過失轉化為「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及偏離醫療常規」的具體明文,不明確的問題是否就可解決?
學生的回應,看似明確,實則只是在玩文字遊戲,因所謂「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其中嚴重與否的標準何在?而在醫療行為的高度專業與複雜化下,所謂「醫療常規」,又該何處尋?因此,如此的轉化與重大過失實無太大差異。
再者,不管將醫療行為致死傷的刑責,採取重大過失或其他文字為限縮,都不能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即在檢察官與法官都非醫學專家下,是否有醫療疏失也只能送請鑑定,而在目前醫事鑑定機關有限,且制度也不夠周全下,任何鑑定的結果,肯定都得面臨不客觀的質疑,因此所為的司法判決,難得當事人信服的問題依舊。更令人擔心的是,在重大與否的有權解釋者乃為檢察官或法官下,則此法條恐將成為司法者推掉燙手山芋的最佳藉口,而病患或其家屬仍會以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請求賠償與找尋真相,醫師與病患仍不能免於長期訴訟之累。
所以,即便將刑責限縮至重大過失,若現行醫事鑑定的制度不改,醫事人員仍難免於被告的危機。依此而論,如何使醫事鑑定更為公正與透明,反比醫療過失是否除罪化來得重要。
●現行醫事鑑定的相關問題
由於醫療訴訟涉及高度專業性,不可能由司法者自行認定是否有違醫療常規,致須送請醫事鑑定後,再由法官依此為是否有刑事責任的判斷,此程序不會因醫療行為的刑責限縮至重大過失而有所轉變。惟證諸現實,被選任為鑑定者,除得面臨程序之煩外,更得面對是否公正、客觀的質疑,甚而被當事人以偽證罪提告者,亦所在多有,這已使醫者將擔任鑑定人視為畏途。也因此,不管當事人或法院得選任為醫事鑑定的機關或人選,就變得相當有限,而幾乎全落在衛生署的醫事審議委員會(醫審會)上。
惟由於醫審會有非醫學者的參與,再加以醫療的專業與複雜化,當法院委請鑑定時,勢必得由醫審會再委給與系爭案件有關的醫學專業者為鑑定,再由其來為決定,不僅徒增程序的麻煩,更讓人搞不清楚鑑定者到底是誰。更糟的是,現行的機關鑑定,幾乎皆以書面方式提出於法庭,致法官與當事人無從直接詢問與詰問鑑定者,鑑定報告的可信度即無從受檢驗,法院基此所為過失與否的認定與判決,自備受質疑。而即便法院要求醫審會派成員出庭,但在其非真正鑑定者的情況下,能釐清多少事實,肯定有疑問。這也注定法官須不斷送請鑑定,而使此類案件陷入審理長期化的宿命。
●如何解決?
所以在面對醫療鑑定的困境時,筆者再要求學生思考解決的方式,有學生即認為,在醫療法第83條中,即有明文司法院應指定具有醫事專業知識的法官,來處理醫療訴訟的案件,此在某種程度,即相當於醫療專門法庭。惟如此的規定,等同是要找尋或培訓一批具有第二專長的法官,雖不能說不切實際,卻也有其難度。且法官就算具有醫療專業,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專家,尤其在面對多元且複雜的醫療訴訟時,還是得依賴醫學專業者的鑑定。又讓具有醫學專業的法官來為審判,到底是會更尊重專業,還是更強化其獨斷的意志,實是個未知數。
有學生又提出專家參審的方式,即讓具有醫療專業者來參與案件的審理,並與法官同為評議與評決,共同形成判決。而事實上,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裡,即有做出某些案件須採專家參審的決議,司法院在經過多年研議後,也在2006年提出「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其中的第6條第1項第2款,即有針對醫療致死或致重傷的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法官於徵得當事人意見後,即可為專家參審的程序。惟此草案早已被束之高閣,則在通盤性法律未能在立法院通過,且相關訴訟法亦未配合修正下,若在醫療法中,單獨增加專家參審的條文,不僅顯得突兀,更難以於具體案件裡運作。
●自律性對話機制
的建立
關於醫療糾紛如何解決,難有答案,但從與學生的討論中,卻有個普遍的共識存:解決醫療糾紛的根本之道,絕不在除罪化與否,更不是藉由民事訴訟來達成,而是須強化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則如何藉由醫療補償制度的建立,來讓病患於第一時間獲得補償,必是當務之急。而衛生署已提出多年,且以調解與仲裁為優先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尤其是建立醫、病間的自律型對話機制,更有儘速檢討與立法的必要。若不如此,則醫療糾紛的案件只會更多,而使越來越多的醫師心灰意冷致萌生退意,這將使已經不足的醫療人力,更為雪上加霜。 (完)

(全文刊載於法治時報105期,101/12/01出刊)
https://lawpaper.tian.yam.com/posts/5825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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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界 不可思議的奇人~李聖隆律師專訪
06, Jun 2011 12:00
律師界不可思議的奇人
為台灣病人人權 無怨無悔 見證37年
李聖隆律師專訪

李聖隆律師,民國51年,考上台大法律系,那一屆,他台大的同班同學中,出了兩位法務部長:陳定南、曾勇夫,還有一位司法院副院長:謝在全。
他本人的法律,也不含糊,大學一畢業,民國55年,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姚嘉文是他的同學;研究所一畢業,馬上通過律師考試。隨後,進入行政院法規會上班,負責醫藥衛生的法規與訴願審議業務。
在那個年代,以他這樣的法律素養表現,並且已經取得了律師執照,再加上同儕人脈,想要讓日子不好過,其實也很難,偏偏,他堅持用「興趣」過日子,他只想用他的法律專業,為「病患人權」打拚,所以,他選擇了一條人少且艱辛的路,三十七年來,他只打一種官司─「醫療訴訟」。一路走來,他曾艱辛到靠借貸過日,更曾整整半年沒有收入,然而,這份堅持三、四十年來從未改變。
問他,人生如果重來,還是會做一樣的選擇嗎?
他說,當然還是會一樣。
問他,這些年來,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他說,他擁有「方向的成就感」。
人生的苦惱之一,就是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李聖隆用法律當舟船,用「病人人權」當方向,讓他的人生旅途,一路走來,看到他想看的豐富一面,也讓我們看到擺脫物慾與虛名後,理念的可貴。
32年次的李聖隆律師,是國內「唯一」專打醫療訴訟的專業律師!
他從民國63年開始執業當律師迄今,在長達37個年頭裡,除了極少數親朋好友非接不可的其他雜案之外,他只接「醫療訴訟」的案子,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他所接的「醫療訴訟」案件,還限定只替「病患」打,不替醫師、或醫院打。

不羨同儕 飛黃騰達
獨行 人跡稀少的路

律師,只打「一種」(醫療訴訟)官司,已經夠稀奇了,竟然在這一種官司中,還限定只接其中的一方(病患),另一方(醫師)不接,這麼少見的奇人,堪稱國內律師界首見。
問他原因為何?
他的答案很簡單,他說,醫師或是醫院財團,他們要找律師很容易,但是,病患會遇上醫療訴訟,窮的農人工人居多,他們要找肯專心用心,為他們打官司的律師比較難。
李聖隆這樣的理念和堅持,一做就是37個年頭,在這快要邁進四十年的歲月中,他曾經入不敷出,還要靠回家忝顏向父母伸手借貸渡日;曾經因收入不夠維持辦公室開銷,只好將辦公室和住家,擠在一起,將就過日。
最慘的是,開張後,整整半年,沒有任何生意上門,足足熬了六個月的「冷清」,才開張接了第一個案子!
這些物質上的艱辛,不但不足為外人道,甚至是怕為外人知。
尤其當年一起唸台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學、或是出來開業當律師的同業同道,有的早已飛黃騰達,有的更是日進斗金,他卻獨自一人,且經常阮囊羞澀,既無掌聲,更無高酬,彳亍於不可能賺大錢,也不可能出鋒頭的醫療訴訟領域。
為了實現自己的理念和興趣,他讓自己的生活領域,一切都極為簡單化:工作內容簡單化,工作夥伴簡單化,工作流程簡單化。
事務所裡,就他一位律師,不再多聘律師;追求訴訟品質的李聖隆律師認為,新手律師寫的狀子,看不滿意要再改,不如自己寫,來的快。
工作夥伴則是除了一位助理之外,沒有別人。
他的行程更是簡單,閱卷、開庭、寫狀子、讀書研究、大學教書、演講,全都是事先自己一個人搞定。
生活裡幾乎沒有應酬,每天,重覆同樣單調的事,他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因為,這是他的興趣。

全心繞著 興趣轉動
信念專一 投入扶弱

這興趣,他在大學時,就已經發現,大三時,他就常常往醫學院的圖書館跑,尋找醫學與法律相關的資料。
他印象最深的是,唸大學書時,自台灣第一件眼角膜移植的手術起,他就開始注意到它的法律問題,他的碩士論文探討的,也就是人體器官移植的法律責任研究。
就像他曾在律師公會寫的文章中,形容自己,興趣讓他像那「陀螺」一般,一直轉,他會讓它一直轉到它轉不動才停。
只是,這個很有恆心的陀螺,啟動實在太早,早到比台灣的「律師公會」之成立還要早,律師公會還沒成立,他就已經啟動(開業)。
「專注的興趣」與「專業的知識」做出高度的融合,這種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中,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李聖隆律師在已經實踐的一萬三千多個日子裡,讓一切顯得自然又習慣。
打官司,就像戰爭,總是有輸有贏,總是有辛苦有挫敗;讓他覺得最辛苦與最挫敗的部分,是他發現法庭上,法官沒有「同理心」,法官沒有辦法「體會」,所謂窮苦人家的「病人人權」。
他說,現實社會中,只有無權無勢的人,才會遭遇到「病人人權」的問題,有權有勢的病人,根本沒有「病人人權」的問題。
誠然,台灣的財團,為了享有生病時的高規格禮遇,多數會自己成立財團法人,直接經營自己財團的醫院,既可以賺錢,又可以享有自己手下的最佳醫療照護品質,財團老闆生病,財團經營下的醫院,不可能會讓老闆有「病人人權」的問題。
就算不是財團,其他權貴生病,總也立刻有人利用關係,安排最權威的醫師,最好的病房,讓權貴免於「病人人權」的折騰。
此外,醫院為了作好公關,免於訟累,只要遇到法官、檢察官來就醫,也多是特殊禮遇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中部地區有家宗教醫院,每年固定幫當地法院的法官們,安排定期健康檢查,甚至,一有新人(法官)來報到,就先安排特別門診來做健康檢查,當地每位法官的「健康資料」,該醫院瞭若指掌,巧合的是,該醫院在當地法院當「被告」的醫療訴訟,「一審」從來沒有打敗過。
李聖隆律師為了台灣的病人人權,堅持只打一種官司的作法,基本上,是一種自討苦吃的作法。
因為,這種執業方式,他的官司一定是「敗訴多過勝訴」,當律師受任當代理人,案子輸贏結果歸當事人自負,但,代理人投入心血,打輸官司的挫敗感,還是很惱人,長期下來,李聖隆他又是如何應付這種情緒呢?
李聖隆律師承認,確實,多年下來,他的案子是敗的比贏的多,為此,他笑笑的指著他每天寫狀子的辦公桌對面,原來,他的辦公桌對面,就放著偌大的一片木雕,木雕上頭一個「忍」字。
他說,每每打輸官司,回來辦公室,看著那個忍字,心上有把利刃,就提醒自己凡事多忍耐,看開一點。

37年不輟 無怨無悔
成為專家 締造經典

世事總是相對的,有辛苦、有忍耐,必然也有代價。
他得到的代價是,他的當事人官司打輸了,不但不曾抱怨,更是沒有任何怪罪,有的,對他心存感激,甚至,還幫他介紹案子;此外,他還遇到判他代理的案子敗訴的法官,也介紹親友找上門,要他當代理人的情形。
代價可分兩種,一種是主觀代價,一種是客觀代價。
打官司,得到當事人的信任與感激,那是心理主觀價值的代價。
客觀價值的代價則是,國內大學醫學院,開設「醫事及衛生法律」課程時,他總是第一個被考慮的人選,就是律師公會開班,對同業律師開課講授「醫療訴訟」的課程,他更是不二人選,該課程由李聖隆主講的參與人次,都已經超過三萬人次。
還有,打開六法全書,在民法「侵權行為」篇章中,都會看到一個案例,那是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56號的民事判決,裁判要旨載明的是:所謂「可容許之危險」的「免責」界限,這個「界限」就是李聖隆律師為他的當事人纏訟將近四年多,最終打出來的重要結論。
同時,這個結論也已經成為民法「免責界限」的一個重要結論。
該案的對手,是當時全國醫師公會的理事長吳坤光,行醫數十年,卻將「雙胞正常活胎」誤診為「單生異常死胎」,擅自動手術進行兩次人工流產,造成孕婦子宮、小腸多處穿孔,孕婦不甘,打官司請求賠償。
民事損害賠償官司,主要就是確定「責任所在」的界線為何?易言之,就是「責任」的「劃線工程」。李聖隆透過該案,將醫師的「免責線」劃出一道清晰且成為經典的分際。
教書、打出名判決,這是國內的成就,李聖隆更有名的成就,是參加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涉外國際藥物公害」民事求償事件。
「大日本製藥株式會社」透過台灣經銷商「順裕貿易有限公司」在台銷售的「沙利竇邁度」藥物,會造成畸型兒,該藥主要適用對象是孕婦,服用後,可防止噁心嘔吐,且易於入眠,但德國人類遺傳學者李茲(Dr.W.Lenz)博士於1961年正式發布研究報告,指出該藥應回收,德國政府也正式警告該藥是導致畸型兒的主因,我國政府於1962年也正式禁止製售。
該藥造成的公害,西德約有六千人受害,英國約有八千人,日本約有350人,台灣則有38人。
1974年台灣民選立委吳基福,以立委身分提出質詢,並以自家報紙(吳為台灣時報發行人)發動報導呼籲民眾參與求償登記,同時組成團隊,向日本提出求償。團隊中,負責法律部分的談判代表,就是李聖隆律師,當時提出登記的求償案例有239人,經德國人類遺傳學專家李茲專程來台,一一鑑定之後,確認33例為該藥物所導致,最後,台日雙方成立補償人數38人。1976年簽下協定書,日方給付台幣2385萬元作為補償。
李聖隆律師參與該案談判,前後逾時一年半,開會達五十餘次,也是醫界以外,唯一的一位法律界人士。

見證病人人權演進-
醫療法 帶來突破

李聖隆律師,有理念堅持,當然會有孤單落寞,辛苦挫敗,當然會有溫馨回饋,雖然,歷經三十多年的付出,但那畢竟都還只是「個人經歷」;他的堅持中,最重要的應是,他如何「見證」了台灣這三十多年的「病人人權」之「演進史」?
提到台灣病人人權的演進史,李聖隆律師馬上不假思索的背出明確的日子,他說,台灣「病人人權」最重要的一役,應該要算是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24日通過的「醫療法」。
他說,這法律的開宗明義第一段話,就說明了主旨:「為…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益…特制定本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法律明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必須「取得同意」、「說明」及「危險告知」等等之義務!(按,醫療法63條: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
李聖隆律師指出,此法通過前,「醫療訴訟」根本沒辦法在法院公平進行,因任何法院接到醫療訴訟的案子,幾乎都會接受被告醫師或醫院的主張:「送鑑定」,而案子只要一經「送鑑定」,幾乎就等於已經結束了。
在那個年代,負責鑑定的委員們,都是醫界的大老,都是醫師的老師或教授,別說是護短,而是根本不可能去認定自己教出來的學生或同事,會有任何法律上的醫療民事侵權責任,更遑論醫療刑事責任。
但是,「醫療法」通過以後,情形不一樣了,醫療行為的法律責任不再是以「鑑定」為唯一認定途徑,在法律責任上,醫療機構的「責任」被明確要求,必須「取得同意」,必須負起「告知義務」,這種「法律責任」的「明文要求」,可以與民法184條第二項的請求權基礎結合,終於讓病人的人權保障,向前邁進一大步。
不過,李聖隆律師回憶,單單法律通過是不夠的,因為法院的法官如果沒有概念,人民還是無法確實擁有該權利,「權利」是要「有判決」才能取得,不是「靠法條」就能取得。

醫師 舉證責任加重
病患 勝訴比例提高

還好,「醫療法」通過之後,學術刊物慢慢開始有討論的聲音、媒體也開始或多或少的有所報導、最為實際的「訴訟案例」也逐漸在增加。李聖隆律師記得的印象是,民國八十年以後,法官開始有概念,判決取得勝訴的機會,慢慢出現。
「病人人權」的「第一個」重大突破與形塑,如果是在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年間,那「第二個」重大突破,則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修法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的「但書」
該條文原本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修改後,多了「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眾所周知,打民事官司的一句名言:「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意指「誰負責舉證,誰往往就要吃下敗戰」,因為,舉證的有力成立,往往是訴訟中,最為困難的部分。
一般民事借貸欠錢的舉證,都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牽涉到醫學上的侵權責任,因此,有了這個「但」書,則可以讓「病人人權」再向前邁進了一步!
畢竟,病人的醫學常識和相關的辨識能力,和主治醫師相比,要由病人來負責舉證,當然是「顯失公平」,再說,病人在就醫過程中,如完全依照醫師所囑,接受醫療行為,則根本沒有危害自己的能力與意願,因此,該法條一修之後,「舉證責任」更進一步有了變換,開始變成醫師要負起「舉證」責任,「證明」其醫療行為「沒有過失」,才不會「顯失公平」。
雖然,有了這兩個重大突破,事實上,真正要達到病人人權的落實,李聖隆醫師認為,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本質上,「醫病關係」中,醫師仍是立於給予者的施與,病患依舊是處於接受者的乞求,雙方還是存在「互動上的不平等」與「知識上的不平等」,加上政府對於這種不平等並不在意,立法及行政宗旨上,很少主動加以調整或改變,病人人權的領域,依舊是漫漫長夜!
許多法律人,投身法律時,總抱著滿腔熱血,要為社會爭取正義,要為窮苦人家討回公道,要為大眾爭取是非;然而,一旦踏入現實社會,面對生活壓力與現實誘惑,當年的熱情,往往成為最不願想起的記憶,昔日的信念,更是成了偶而口頭上的台詞,不再是行動準則。
李聖隆律師,外界認識的人不多,因為他不出名,事務所的案件,收費很普通,因為他不追求財富,但是,他的行事與堅持,卻為法律人的信念與實踐,樹立了最佳的典範。

(全文刊載於2011/6/1 法治時報69期)

採訪後記:
怎尾巴在搖狗!

訪談李聖隆律師之後,對台灣的司法,包括實務界、學術界,起了一份很好奇的想法!
為什麼,一個擁有這麼多菁英分子的專業領域,出名的律師、法官、教授,如果不是靠官方加持升官,就是靠媒體作秀,真正有實力,也應該被肯定的,反而很少被各界認識。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云,評斷一個國家,不只是看它孕育了什麼樣的國民,而是看它推崇什麼樣的人。
一樣的道理,評斷台灣司法,不是只看它培育了什麼樣的人才,還要看它們推崇什麼樣的人。
我們的司法與媒體,習慣跟著事件(issue)走,久而久之,司法本身變成一個沒有思想與沒有深度,宛如反射神經般的應急工具。
大事件走到哪裡,全國的法律焦點,就走到哪裡,法律的製造與辯論,充滿了大事件之後防弊的病理性,完全看不到有生機的建設性;法律最可貴的哲理與反省價值,幾乎都被事件的陰影取代。
在這樣的舞台上,運氣湊巧,在「大事件」中軋上一腳的人,就會趁機出名,就會變成英雄。
本來,「事件」本身是隻「狗」,「出名」是狗的「尾巴在搖」,結果,模式一再重演之後,喜歡出名作秀騙取掌聲的人,就強勢的變成有力的尾巴,反過頭來,搖起狗,主導了事件。
台灣司法,推崇的,似乎就是那些可以搖狗的尾巴!(黃越宏)

https://lawpaper.tian.yam.com/posts/3866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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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故之訴訟方式–刑事告訴或民事起訴
一般碰到醫療糾紛案件時,絕大部份的律師都會建議患者方面,要先提起刑事告訴,然後再附帶請求民事賠償(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七條)。

這種方式傳統上認為具有兩大優點:第一點是可以將證據資料的蒐集工作交由檢察官來作,患者方面可免去舉證的困難。第二點是訴訟費用的考量,因為附帶民事賠償免繳第一審裁判費(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四條第二項)。

眾所周知,醫療事故的訴訟中,如何取得病歷資料以及如何防止該項資料遭 受不當加工或製造,一直是患者方面最大的困擾。同時在整個醫療過程中,會有許多相關醫療人員參與,倘若能讓各個人員忠實陳述其所經歷的事件過程,應該可以幫忙拼湊事件的發生歷程,有助於重建現場。但是問題是,患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有那些人曾經參與,也無從發掘各人所扮演之角色,更沒有權力令這些人到場誠實地詳細陳述。因此若是經由刑事告訴,將這些緊瑣但又重要的工作轉由檢察官來作,患者的負擔自然減輕許多,對患者方面自是有利。

其次在訴訟費用的效益方面。很多人不知道民事法院是要收費的,通常有關財產權的訴訟,第一審須按訴訟標的價額繳交百分之一的訴訟費用,第二、三審各提高為百分之一點五。換句話說,倘若要請求賠償100萬元,須先向法院預繳一萬元的訴訟費用(裁判費),勝訴時由對方(敗方)負擔,但若是敗訴時則會增加一萬元的損失。因此在起訴時可不能漫天開價,否則可能因須負擔訴訟費用而消耗許多應得之賠償。

不過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程序中,原告不必繳交第一審裁判費。這項制度對原告的好處不只在可以不必預繳第一審裁判費,更大的益處是可以盡情提出高額的賠償請求,而不必考慮萬一主張不受採信時會浪費許多訴訟費用的問題。

但是,這兩點果真是優點嗎?恐怕也不盡然。

首先,在證據(病歷)的蒐集保全及舉證方面,由檢察官來主導,對患者而言未必有利。因為:大部份的檢察官並不具備醫學專業知識,要判斷醫療過程有無疏失,通常均要依賴鑑定。但是正因為檢察官不具醫學專業知識,對於那些醫療過程步驟可能有疏失並不知道,因此往往並不知道應鑑定什麼。除非告訴人方面能主動提出疑點之所在,否則結果極可能只是將全部資料送交鑑定單位,並籠統的請求鑑定整個醫療過程有否過失而已。而這種程序下得到的鑑定結果很難命中問題核心。因為醫療是手段債務,而非結果債務,且本質上更存在可容許的風險,不能單憑惡害結果的出現就認定有過失,而必須就各各醫療行為是否符合醫學準則作分析判斷。如果只是將全部醫療過程資料,籠統的送請鑑定將很難達到這個目的。

至於告訴人有沒有能力提出疑點,聲請檢察官送交鑑定呢?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偵察程序中,告訴人即使委任律師擔任告訴代理人,也不能閱卷。換言之,告訴人方面不可能看到病歷資料,然而要找尋疑點又非研究病歷資料不可。因此,最常出現的情況就是,告訴人只能依據自已或其他家屬各自接觸到的醫療過程的片斷印象,依照常識判斷提出許多似是而非的質疑,但往往因為欠缺病歷資料的佐證,大多只能流於自說自話、隔鞋搔癢或不著邊際。試問如果不先知道醫療人員曾經作了那些醫療行為,又如何判斷那些醫療行為有過失?

因此在偵查階段,告訴人方面只能憑藉運氣、聽天由命,對於證據之發現,事實經過的重建則渺少能有著力點,對於案情的發展只能被動的參與,這是提刑事告訴的第一個缺點。

其次,藉由附帶民事訴訟免繳裁判費的規定,在計算賠償金額時可以不計成本,盡情發揮,對於患者固然有利。但是法院實際判決時,通常都會遵循既有判決已然建立的不成文的計算方式。即使在第一審獲判高額賠償,第二、三審能否維持也有疑問。附帶民事賠償時能不必考慮成本的高額賠償主張雖然提供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實際效益如何則不應過度期待。

而且能免去裁判費的也只有第一審而已,若上訴二、三審仍然必須繳交裁判費,對於成本節省的實際助益有限。因此若依本文見解,為了節省裁判費而採刑事告訴途徑並無多大實益。分析如下:

1、高額的賠償主張的想法不切實際,有如前述,茲不復贅。

2、為了節省第一審裁判費而採刑事告訴,可能更得不償失。因為:

(1)以請求賠償500萬元為例,可節省的裁判費只有第一審的5萬元而已。但因為進行刑事告訴的緣故,可能須委任律師代撰訴狀,告訴人為掌握案情發展必須親自蒞庭,並且為了爭取表示意見之機會可能也必須委任律師為告訴代理人,以上種種均會增加許多時間、金錢的成本,這些成本不見得較繳交民事裁判費更便宜,抑且,只要不要胡亂主張,一旦獲得勝訴,裁判費亦由對方負擔,逕採民事途徑,成本未必較高。

(2)況且,因為刑事責任的認定較民事責任的認定較為嚴格(參閱另眼新聞第66期第114頁以下),加上前述對偵查過程掌控上的實際困難,刑事責任並不易成立。反之,一旦刑事部份因鑑定無過失而獲致不起訴處分,民事部份必然會遭受不利的影響。
(3)此外,因為附帶民事賠償只有在起訴後,才能提起,(偵查階段不能提附帶民事賠償)一旦偵查階段稍作施延,民事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將可能因罹於兩年時效而消滅,必須特別注意。

不容否認,除了前述兩大優點外,採行刑事告訴可以造成較大壓力,有助於爭取較佳的和解條件。但是如果認為訴訟不只要獲得賠償,更要是個有道理的賠償的話。那麼所謂的藉由施加壓力以爭取較佳條件的想念就顯得勝之不武。尤其是採取民事訴訟的途徑來解決紛爭,基本上是在比賽講道理,如果在道理上講得贏,何必多費一道刑事訴訟程序。反之,如果找不出道理,多走刑事法院又有何益?至於證據保全方面,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以下設有若干規定,可以在起訴前聲請法院查扣病歷及有關資料,效果和檢察所為者不分軒輊(參閱另眼新聞第65期第106頁以下)。更重要的是,一旦民事起訴後,將可閱覽全本病歷資料,可以針對醫療過程有否疏失作研究,進而針對重要疑點聲請鑑定,也惟有如此,才真正像在進行爭公道的訴訟。

作者簡介
林志六律師
專長領域:醫療
博觀法律專利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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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轉換的迷思
據報載,某醫學中心外科醫師為病人進行脊椎手術後併發下肢癱瘓的醫療糾紛,經法院判賠八百餘萬元。雖然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對本案裁定無疏失,但法官全盤否定鑑定結果。法官認為手術時,醫師全盤掌控病人的情況,若由病人舉證證明醫師有過失,顯失公平。故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之規定,應由醫師舉證證明自己沒有過失。但醫師因未舉證自己沒有過失,而遭敗訴判決。本案「舉證責任轉換」的殺傷力比消費者保護法的「無過失責任」更大。然而,本案真的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法則」?

在民事侵權案件中,通常是由發生損害的一方(即原告)負起舉證責任,侵權行為之被害人應證明加害人(被告)之故意或過失、損害之發生、及因果關係。但此案特殊之處,法官將舉證責任轉換,認為由無專業知識的病人承擔醫療過失舉證責任有違公平原則,因而減輕或緩和原告之舉證責任,進而加重醫師的舉證責任。其實,「舉證責任轉換法則」係根源於英美法侵權行為法中所謂「Res ipsa loquitur」(「事實證明過失法則」或「事情本身為自已說話」)之法則,由英國法院於一八六三年創為判例,乃一種情況證據法則。美國法院准許對不當醫療行為案件適用此法則時,應由原告舉證二項要件: (一)事故由一般人在「一般常識」判斷下,如非某人過失,通常不會發生。例如,手術器械留在病人肚子裡。(二)事件發生之原因應為被告完全控制。如果某一醫療行為天生具有產生特殊傷害或併發症之風險,則不適用此法則,因為傷害之可能發生,非被告所能完全掌控。當原告舉證上列二要件後,法院推定被告有過失,且將舉證責任移轉至被告,須由被告提出充分證據以證明原告之損害非因被告之過失所造成,否則得因此認定被告有過失。由此看來,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法則」的要件是非常明確的,不是所有醫療過失事件皆適用。否則無異推翻現行侵權行為法體系,使得所有專業人士之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皆可予以轉換。

本案在討論是否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法則」之前,須先審查本案證據是否足以符合上述二項要件。脊椎手術後為何發生併發症而導致殘廢?這不是「一般理性之人」的「一般常識」所能判斷的。必須專家(如骨科醫學會,或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 才有判斷的能力。此外,根據骨科教科書所載,脊椎手術確有少數病例會有併發症或後遺症而導致殘廢。因此,原告所接受的這項手術,天生具有產生特殊傷害或併發症之風險。傷害的確可能發生,非被告所能完全掌控。因此,本案不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法則」。

在臺灣,醫療過失訴訟案件,多送請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然而,鑑定結果並不必然對法官之判決有約束力。醫事審議委員會只決定醫師在診斷與處置上是否有所疏失,但法官須綜合考量,例如因果關係,再依自由心證而獨立審判,但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且須將得心證之理由記明於判決書。然而,法官常不理會由專業人士、社會賢達、及法學教授所一致形成的鑑定報告,使得醫事審議委員會的公信力倍受矚目。理想的方式是,訴訟任一方若對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不服,可要求法院或檢察機關另送醫學中心鑑定,甚至送到國外去鑑定。醫病雙方當事人亦可各自提供有力於自己的證據或專家證人。然後由法官依「自由心證」及「優勢證據法則」,審查各項證據而為判決。如此方能使雙方當事人信服,達到醫界、病家、法界三贏的局面。

作者簡介
長庚大學醫學系外科臨床教授
長庚紀念醫院心臟外科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碩士
http://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parent_path=,1,2188,&job_id=69931&article_category_id=1127&article_id=3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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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院 沒切片檢查 就斷定為乳癌
Posted by 彼得 on 上午11:35 in 烏龍檔案, 第47期 | 0 意見
乳房切除後 驗出是烏龍手術 法院判賠一百萬元

 

原告(39歲)女子,90年8 月因疑似乳癌,帶著恩主公醫院醫師之乳房細胞抽吸檢驗報告,至被告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就診,經被告醫師以「問診」、「觸診」及「超音波」檢查後,發現原告左側乳房有硬塊,然在並未進行組織切片檢驗,以進一步確認為乳管癌前,被告醫師即貿然於90年8 月29 日為原告進行左側乳房及淋巴切除手術,手術後,狀切除下之乳房組織,經化驗結果竟無罹患乳癌之情形。
氣得該少婦莫名其妙成了「少奶奶」,於是一狀告進板橋地方法院(附民:92年度重附民字第71號,刑案:92年度易字第2350號),並分別提出刑事及附帶民事賠償,請求連帶賠償原告乳房重建手術費用新台幣45萬元及精神損害1,300 萬元。
板橋地院於97年11月25日宣判,判決醫師及長庚紀念醫院林口分院應連帶賠一百萬元
該案中,兩造不爭執之事實為:
(一)、原告於90年8 月24 日因疑似乳癌,持訴外人恩主公醫院醫師
之乳房細胞抽吸檢驗報告,至被告長庚醫院就診,經被告醫師以問診、觸診及超音波檢查後,發現原告左側乳房有硬塊,在並未進行組織切片檢驗以進一步確認為乳管癌前,即於90年8 月29 日為原告進行左側乳房及淋巴切除手術。
(二)、原告施做完乳房切除手術後,其切除組織之化驗結果,原告並未罹患乳癌。
(三)、現行施做乳房重建手術費用為20萬元。
雙方經過審判之攻防後,法官邱育佩判處如前所述之結果。

分析與導讀
一、癌症是國人死亡十大原因之首,談到癌症,人人聞之色變,得到癌症,會說《感謝老天,我得了癌症》,需要極大之勇氣。
「癌症醫療糾紛」,在法律上其可能出現的「疏誤」型態,大致上有下列四重:

(一)、應作檢查(如切片、內診)而疏未作進一步檢查,致未發現癌症。

(二)、應作檢查(如切片、內診)而疏未作進一步檢查,致將非癌症誤認為癌症。

(三)、事實上已有癌症病灶,檢查結果卻認為正常或非癌症。

(四)、已作檢查發現有癌症病灶,未正確告知檢查結果。

(一)、應作檢查(如切片、內診)而疏未作進一步檢查,致未發現癌症。
癌症的檢查可分為政府衛生單位之檢查(如乳癌、子宮頸抹片檢查)與私人醫療診所之檢查。私人醫療院所與病患間有契約關係,其請求賠償之法律依據無疑問,如屬政府衛生機關之檢查發生疏誤,則其法律關係為何?尚待研究。2003年5月21日 公佈之癌症防治法第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辦理人民癌症篩檢,第十四條規定,篩檢機構應主動催促其篩檢之癌症前期及癌症陽性個案回院確診,或提供轉診資訊。
例如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九十年度自字第六九號,處被告乙○○有期徒刑捌月「甲○○因陰道點狀出血至門診,前醫師乙○○診斷為陰道內有含血的分泌物,子宮頸變大且有乳突狀糜爛,子宮前傾且變大,並為超音波檢查,而疑有子宮內膜組織異位或子宮肌瘤等病症。甲○○於前四次門診後始轉由丙○○門診治療,丙○○於診治期間未對甲○○施以內診或病理切片檢查,僅給予雌激素(PREMARIN)及黃體素(PROVERA)之更年期荷爾蒙療法,迨至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經診治發現早已罹患子宮頸癌,屬惡性腫瘤第三期下不治死亡。被告乙○○○為產科醫師,對於陰道如有不正常出血,有罹患子宮頸癌之虞,即應施以內診診治,以防止癌症之惡化,竟疏未內診,致未能及時查覺施以治療,使被害人因延誤病情而死亡,被告自有過失之刑責至明」。

(二)、應作檢查(如切片、內診)而疏未作進一步檢查,致將非癌症誤認為癌症。
例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94年度易字第231號,被告被處有期徒刑陸月 「乙○○,擔任外科醫師工作,,其於民國92年2 月14 日診斷丙○○左下肢靠左膝蓋關節處長腫瘤,於同年月19日為丙○○進行切除該腫瘤之手術,其於手術中無法判斷丙○○之腫瘤為良性或惡性,本應依一般外科處置皮下腫瘤準則,於進行手術中採樣組織切片檢查,將一小部分之腫瘤組織送病理科做冷凍切片檢查,在確定腫瘤之本質及良性或惡性後,再決定切除腫瘤之範圍,且依當時情形,其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應依上開準則採樣組織切片檢查,致使其在術中無法診斷出該腫瘤是從左總腓神經所長出之神經鞘膜瘤,實非惡性腫瘤,以及其本應對神經鞘膜瘤施行剝離腫瘤手術,將神經鞘膜瘤自神經剝離後移除,以避免連同神經一同切除,竟僅依該腫瘤之沾黏狀況及硬度,逕自判斷為惡性腫瘤,且隨即將該腫瘤完全切除,致切除該腫瘤時,丙○○之左總腓神經亦遭切除1段約3公分」。

(三)、事實上已有癌症病灶,檢查結果卻認為正常或非癌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九十二年度訴字第一號判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捌拾萬元「原告主張伊因常無故流鼻血及流鼻涕,自民國 90年5 月31日起至 91年8 月29 日止,先後12次前往被告乙○○耳鼻喉科醫院求診,經被告丙○○診斷後,均認係罹患鼻竇炎。惟治療期間,原告於91年7 月間,左耳突然無法聽見,經丙○○、於同年7 、8 月間抽除耳中積水、進行耳導管手術後,病情仍未好轉,遂於91年9 月間轉○○總醫院求診,經切片檢查後確認係鼻咽癌第二期末。丙○○為該院專科醫師,顯見有足夠專業知識判斷何種病症為鼻竇炎?何種徵兆則可能為鼻咽癌。鼻咽癌症狀可以使用內視鏡、反射鏡採取部分組織切片,進行切片檢驗,且○○診所擁有檢查罹患鼻咽癌之設備等情相互以觀,益徵丙○○依其經驗、診所設備發現原告罹患鼻咽癌病症,乃輕而易舉之事。詎丙○○、於診治原告長達1 年3 個月之期間,竟疏未發現原告罹患鼻咽癌,足徵彼等治療原告之行為確有過失」。

(四)、已作檢查發現有癌症病灶,未正確告知檢查結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95年度醫上字第5號,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上訴人新台幣陸拾萬元,及其中新台幣肆拾萬元「上訴人之女即訴外人蔡○○於民國89年6月6 日因直腸不適等症狀,至被上訴人○○醫院高雄分院,由受僱於該醫院之醫生即被上訴人乙○○看診,並照射X光片,其後陸續多次至該醫院由被上訴人乙○○看診,並於90年2 月20 日接受第2 次X光片照射檢查,上開2 次X光放射線檢查結果,均已顯示蔡○○右肺已有結節性陰影,需追蹤治療,惟被上訴人乙○○卻違背醫療契約,未善盡醫師持續治療及說明義務,全然未告知蔡○○上開2 次X光放射線攝影檢查結果,未履行告知義務及給予任何診治醫囑,蔡○○因而未持續追蹤上開病灶,致結節性陰影惡化,自90年4 月起陸續出現肺部呼吸不適及咳血等症狀,經轉向成大醫院尋求治療,進行初步檢查後,始知已罹患右肺線狀細胞癌,該癌細胞直徑已達6 公分 ,屬於肺癌第3期。」
二、已作檢查發現有癌症病灶,未正確告知檢查結果,侵害的是「存活機會的喪失」,
患者存活機會屬於一種人格權,以之為生命權或身體健康權之內涵人格權,被害人存活機會被侵害時,所生財產上損害與非財產上之損害,均可請求賠償, 但最終損害死亡非屬存活或治癒機會喪失所生損害,或無因果關係部分,不在賠償範圍。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95年度醫上字第5號判決「 違反告知義務,致蔡○○錯失治療及延長存活期間之可能機會,其已侵害蔡○○之身體權及健康權,應有過失。然非謂被上訴人乙○○若及時履行告知義務,絕對可救活蔡○○,使其免於死亡,足見蔡○○之死亡與被上訴人乙○○因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請求被上訴人乙○○賠償殯葬費160,950 元及精神慰藉金暨其利息,難謂有據,不予准許」。「 蔡○○所罹患之肺腺癌是移轉性的癌症,不論被上訴人乙○○有無及時履行告知義務,蔡○○為治療所罹患之肺腺癌均應支付醫藥費,意即其所支付醫藥費乃癌症引發所致,而非被上訴人乙○○上開過失所引起之損害,故其因治療而支付醫藥費215,748 元,與被上訴人乙○○因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被上訴人乙○○違反告知義務,致蔡○○錯失治療及延長存活期間之可能機會,已侵害蔡○○之身體權及健康權,蔡○○及其母即上訴人心理難免因延誤醫治、增加治療上之困難度、存活率降低而恐慌,致其等精神上受有痛苦,且情節重大,故上訴人主張蔡○○因此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依民法第195 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乙○○賠償精神慰藉金,應屬有據。認上訴人之被繼承人蔡○○及上訴人分別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精神慰藉金40萬元及20萬元,始為適當」。
榮譽社長:廖國超 創辦人:黃越宏 創意總監:謝明珠 視覺設計:李丹齡 編印設計:阿瑪迪斯設計公司 發行日期:每月1/15 總公司:台北市安和路一段33號3樓 編輯部:台北縣板橋市光武街108-5號 電話:(02)825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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